北京新纪委书记李书磊是谁：14岁上北大 曾有“神童”之称

原标题: 北京新纪委书记李书磊是谁：14岁上北大，曾有“神童”之称

图片说明：李书磊

　　离开两年后，福建省委常委、宣传部长李书磊重回北京。

　　这一次，他接下的是北京市委常委、纪委书记的担子。

　　据北京日报社旗下微信公号“长安街知事”1月3日深夜消息：近日，中共批准：李书磊同志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、常委和市纪委书记，叶青纯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、委员和市纪委书记职务。

　　1964年出生的李书磊上一次离开北京前的职位是党校副校长。他曾在这个副部级的职位上待了6年。

　　在这6年里，李书磊几乎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，“他的低调，是任何场合的低调，绝非刻意掩饰”。

　　他的部下给出了6个字评价：严谨、低调、务实。

　　一

　　14岁那年，也就是1978年，李书磊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系，之后又在北大中文系拿下硕士、博士学位。

　　相比大多数同龄人，他要早上4年进大学，“神童”之名由此而来。

　　李书磊有一次对“神童”之名进行了解密：“我小学时连跳两级。跳级是因为在班里学的东西我大哥在家里都教过我了,听课没意思, 就逃学。逃学被老师逮着，我就装病，装肚子疼，肚子疼不好查。老师告状到我家，我爸就和我哥商量，让我跳级，跳了级，课都是新的，都不会了，就不敢逃学了。”

　　读小学时，李书磊并不是一个讨老师喜欢的学生。

　　这点李书磊后来自己也承认：“老师不喜欢我，还老整我。我被同学评上‘五好’学生，老师却把我‘拿’下了，我觉得很受伤害，天昏地暗。”

　　李书磊曾自称“小孩儿里的文人”。

　　他上小学时的那个大队叫破车庄，一个大队有好几个自然村，所以同学们来自不同的村子，两拨小孩儿见面就大声咳嗽，谁咳嗽得厉害谁就是爷爷，因为老爷爷们都咳嗽。往往见面咳嗽之后就陷入混战。

　　李书磊并非打架主力，一般只出主意，故自称“文人”。

　　“文人”李书磊儿时生活也不全在“刀光剑影”中虚度，李书磊最愉快的事情就是自己能看很多书。

　　“我把家里的书都看了一遍，《林海雪原》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，能找到的我都看。当时我最喜欢《西游记》了，看了就学孙悟空，撅断我们家后院的小树，把皮剥了，当金箍棒。”彼时，过日子受穷是大人的事，小孩子们总能自寻欢乐。

　　二

　　生于1960年代早期的孩子常常被人们视为幸运儿。

　　“文革”狂飙突起时，他们还小，受到的冲击不大，也不用像他们的哥哥姐姐们一样，早早地就上山下乡了。

　　等到他们大了些，接受完高中教育的时候，1977年，高考又恢复了，成绩好的农村孩子就可以考入大学，毕业后进入各个领域贡献自己的光和热。

　　1964年出生的李书磊都赶上了。

　　1978年，14岁的李书磊参加完高考后并不作多想，乖乖回家干活。一天，他正在黄河滩上放羊，他姐姐拿着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去找他，他在看到通知书的那一刹那，把羊鞭狂甩进黄河，“当时就想，这下子终于不用放羊了。”

　　为什么选择北大？李书磊后来解释过。

　　“在考大学之前，我在人民日报上看见一幅照片，是北大中文系工农兵学员高红十和她的同学在讨论长诗《理想之歌》的写作。高红十与《理想之歌》，我当然仰慕得很，但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，不是诗，也不是诗人，而是他们围着的那张桌子：桌子有光可鉴人的桌面，他们的影子映在上面，在我眼中，那太漂亮了，太高级了。这桌子极大地打动了我，使我对北京大学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之心。”

　　李书磊的本科并不在中文系，不过，他的硕士和博士都选择了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。

　　三

　　李书磊和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同为1964年人，但1983年，孔考入北大中文系本科时，李已经是中文系硕士一年级学生了。

　　换句话说，孔算得上是李的嫡系师弟了。

　　孔庆东在一篇《北大博士李书磊的怪异风采》的文章中写道：“李书磊在当今的青年学者圈里，属于少年得志、官高爵显的一位，我等文学青年皆以师兄事之。事之是事之，然而在感觉上，李书磊却怎么看也并不像个师兄，连师弟也不像，说得冒犯一些，倒有点像师外甥——即某位师姐的高徒或者令郎也。”

　　孔庆东还记得，刚上北大不久，班主任温儒敏老师说：“你们不要那么狂，今晚我带一位研究生来给你们介绍学习经验。”

　　到了晚上，温老师领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孩子来了，说：“这就是你们的李书磊大哥哥。”

　　大家顿时好奇心起，心想别是温老师上中学的儿子吧。一交谈，“才知原来李书磊跟我同岁，但比我早四年上大学——他是少年大学生”。

　　李书磊和那些“老三届”同班，班里有的同学比他年纪大一倍，还有的女同学是带着孩子来上北大的，孩子的户口就落在他们班上……

　　师弟孔庆东回忆，“年轻的李书磊很受男生嫉妒，也很受女生那个，但他似乎浑然不觉。他甚至不觉得自己年轻，他真的以一位兄长的态度给我们介绍北大的掌故，介绍他的研究课题。”

　　当时李正在研究20世纪80年代“青年作家群”的问题，他讲得兴致勃勃，眼镜后面的小细眼睛笑眯眯地看着簇拥在他身旁的几个女生。

　　“他不知道，坐在远处的男生才是认真思考他的课题的，坐在近处的女生则大都是心怀叵测之徒。”孔庆东有点戏谑地写道。

　　四

　　北大十年，同学们也教会了李书磊很多东西。

　　他们大都是高中毕业后闯荡过一阵子的人，工农商学兵五行八作的人都有，他们带给李书磊的简直是一部中国社会史。

　　李书磊后来谈起这段岁月，“同学们的经历与见识使我很快摆脱了中学时代通过报纸、课本认识世界的偏狭，加上当时正如火如荼的思想解放运动，我的思想与心智在不断的惊愕中进步。”

　　毕业后的李书磊走了一条坚定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。

　　1984年硕士毕业后，李书磊被分配到党校文史教研部任教，两年后，他又重返北大中文系拿了一个博士学位，之后又回到了党校任教。

　　自1989年12月起，李先后担任党校语文教研室主任、文化学教研室主任、文史教研部副主任、主任，中共党校培训部主任，中共党校校务委员、培训部主任，校务委员、教务部主任。

　　其间，他还曾先后赴河北青龙挂职县委副书记，赴陕西西安挂职市委副书记。

　　2008年12月，年仅44岁的李书磊出任党校副校长，官至副部级。其时，党校校长是时任政治局常委、书记处书记习近平。

　　五

　　尽管身居高位，在党校同事心目中，李书磊还是习惯于用学者的语言与周围人讨论问题，而非官员的语言。

　　他通常的讲话，只对一个问题进行学理分析，同时又能与党的重大理论联系起来。

　　李书磊常常说：“讲话不能讲满，要留有余地。”

　　这个“余地”，不是出于做人的油滑，而是“他认为在你不能穷尽和掌握所有分析材料的时候，应该有学者的严谨，说满口话不是学者应有的态度”。

　　党校党建教研部是李书磊在党校具体分管的部门之一，在该部一位教师的印象里，李书磊几乎不喝酒，一般也只参加他分管领域的外事活动，他有着学者的严谨，但也有文人的幽默。

　　有一次，一位外国友人来参访党校，送了李书磊一样类似于当地土特产的东西，李书磊端在手里就问：“这个是吃的东西，还要交公吗？”

　　这位教师还记得，每次党建部青年教师的读书会，李书磊几乎都会来参加，不仅仅是听，还会自己讲。

　　“我们都很佩服他这点，虽然是文学专业出身，但他对政治学领域也有自己的学理思考。他往往从政治哲学的高度，能够把我们的观点包容进去，”这位教师说，“他的见地就是能把年轻教师吸引住。虽然早就知道他有‘北大神童’称号，但仍然会被他的超然禀赋折服。”

　　六

　　曾任党校校长的习近平提出党校要成为一流学府。

　　习近平说，“一流学府”要体现在一流的教学和科研、一流的人才和队伍、一流的硬件和基础设施、一流的管理和服务、一流的风气和人文环境五个方面。

　　李书磊对此有自己的思考。他经常对教师们说：“外界评价党校的老师讲话敢讲，我更希望外界说我们的老师很有学问。”

　　李书磊喜欢和年轻人聊些轻松话题，甚至不惜爆光一点自己当年的糗事。

　　比如他在北大读书那会儿，如何当同学电灯泡的故事。李回忆说，那次当电灯泡最大的收获就是吃了有生以来最香的一顿水饺。

　　他虽然允许年轻人犯些小错误，但该严格的时候还是很严格的。

　　有一次，一位年轻教师在说自己这一年发了多少多少文章，李书磊正好听到，马上指出：数量不是关键。

　　另外一次，一位年轻老师恰好发表了篇谈石家庄的城市建设逻辑的文章，李书磊注意到了，专门找到那位年轻老师说，“你那个观点不一定对，我们好好聊聊。”

　　李书磊对青年学者的关心还体现在生活上。他拿到经费首先会向青年学者倾斜，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：“最优秀的人到了我们党校，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机会，不关心、不培养他们，这是极不负责的行为，甚至是损阴德的事。”

　　话语间分量已经很重了。

　　七

　　李书磊的学问在学界一直颇受好评。

　　上个世纪90年代初，李书磊闭户读书，写出了一系列重读经典的好文章。

　　那个时候，“李书磊”三个字堪称如雷贯耳，他的《为什么远行》《杂览主义》《重读古典》《文学的文化含义》《我观世音》等一系列书籍，不仅引起学界的注意，更在全国拥有相当可观的粉丝读者。

　　至今，豆瓣读书上关于《重读古典》一书的讨论中，仍然可以看见有年轻读者评价：“读一下他的文章，我们就会知道李书磊的判断是多么深刻。”

　　1989年到1991年这两年间，李书磊曾在北京西郊赁屋而居，不问世事，只在窗下苦读古书。

　　“读到感动之处，就特别想找人聊一聊，但没有人，我就把心得写成札记。有一天傍晚，我走出家门，门外正纷纷扬扬地飘着大雪。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艾青的诗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》，站在雪地里，不知为什么，我竟泪流满面。”李书磊说。

　　后来，李书磊把这些读书札记整理发表，写了一系列重读古典文学的好文章，也就有了1997年的《重读古典》。

　　李书磊从不否认自己著书是出于一种情感需要。“人过了25岁，沧桑感就有了，漂泊感也有了。年轻的时候，凭青春力量四处闯荡的那个阶段结束了，情感的浪漫主义也结束了。这时候，就特别需要一种情感的寄托、一种情感的皈依。追根溯源，对于国土的情感，对于中华民族的情感，包括对于中国经典和汉语的情感，才是我们真正的精神寄托。”

　　这种情怀在孔庆东的文章中也得到佐证：“每见书磊，他总是号召大家埋头读书，为国效劳，一副‘龙头老大’的气派。”

　　李书磊曾自称最敬佩白居易。

　　他认为，白“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，他用佛家的无差别心洞见人生，他避免了人们常用的那种等级偏见”。从《琵琶行》到《长恨歌》，白居易不仅体察了下层的苦难，为歌妓的遭遇而湿了青衫，也还给了帝王“人”的角色，同情作为一个帝王内心的痛苦与无助。

　　李书磊说：“这入骨三分的倾诉使我们对无限的人生肃然起敬，我们从这里读出了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深深悲悯。”